岁月流逝，世纪更迭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文坛推出了一批又一批新人。我们这个时代，活跃在文学百花园的是一些以中青年作家为主体的创作队伍。但是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在文坛上闪耀过光芒的老一代，更不应该忘记那些辛勤培育年轻一代的老作家们。他们曾经是20世纪中期文坛的骄子，他们的作品影响着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。今天，他们退居历史的背后，追逐时代浪潮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听说他们了。怀着对老一代作家的崇敬，本报记者采访了他们中的几位，请他们谈谈今天的生活。
刘白羽：散文家，主要作品有散文集《延安生活》、《朝鲜在战火中前进》、《对和平宣誓》和《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》。《记一辆纺车》曾被收入中学课本。
刘白羽3月18日刚从上海回来，出门对任何一个已经85岁高龄的老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，何况还是出远门。他到上海是专程去看巴金的，他和老朋友巴金已经有65年的交往了，感情很深。看到巴金健康状况依然稳定，他很宽慰。虽然没能说上几句话，但情绪还是很激动。去上海前后，他一直在回忆岁月峥嵘，感慨人生沧桑。回到北京，几乎像生了一场病，目前正在休养调整。其实刘白羽腿脚不太好，走路很困难，平时根本不出门。他耳朵不好，以为别人也是，在电话里大声喊着抱怨说，北京气候不好，冬天太干燥。现在好不容易熬到春天，想开门窗换换新鲜空气，又怕沙尘暴的袭击。
刘白羽现在偶尔也写点东西，前些日子还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了篇回忆性短文。他已经不能独立写作了，有时是口授，由秘书整理；偶尔也自己写，由于手发抖，字写得大而且歪歪扭扭。
贺敬之：早年的自由体新诗收入胡风主编的《七月诗丛》。鲁艺集体创作了有中国新歌剧里程碑意义的《白毛女》，文学剧本由贺敬之、丁毅执笔。“信天游”形式的《回延安》影响很大。后期主要创作长篇政治抒情诗如《放声歌唱》、《雷锋之歌》，大都采用“长句拆行”的“楼梯式”。曾任中国作协理事、文化部副部长、中宣部副部长。
记者把电话打到贺敬之家，刚刚自报家门，他就大声问：“你们《中华读书报》办了几年了？有朋友说你们报纸常常有一些值得读的文章。但我从来没有看过你们的一张报纸。”记者赶紧忙不迭地允诺给他寄报，又背诵了中学课本里《回延安》的“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，小米饭养活我长大”，他才放了记者一马。
贺敬之身体非常好，偶尔还参加一些年轻人的活动，看来诗人的心是不老的。因为眼睛不好，他不太写东西了。不写的另一个原因是写诗时感情太投入，有时哭，有时笑，激动起来还要蹦跳两下。老了还这样，心脏受不了。但这位前任文化部副部长依然执著地关心国内外大事，每天都要看报纸和电视。
聊到现在的诗歌创作，贺敬之坦诚地说，他读的不多，但就他所读到的来看，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什么现代派、后现代派一统天下，依然是百花齐放，“二为”方向、现实主义还是很有市场的。贺敬之说他也不反对吸收现代派的某些因素，只是觉得不应该用西方的现代派来统一文艺界，事实上也统一不了。说到诗坛的后起之秀，他认为，新潮诗歌里面也有不少好诗，比如舒婷的诗歌就很不错，诗意很浓，又好理解。贺敬之也非常坦率地说，他和现代诗派在艺术观和价值观上不同，无论在艺术表达还是思想内容上都是格格不入的。他爽朗地笑着说，“我是老头，不新潮了。”
柯岩：儿童文学作家、诗人，主要作品有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、《小“迷糊“阿姨》等。大众最耳熟能详的是长诗《周总理，你在哪里》。
记者一问到柯岩，贺敬之洪亮的声音就变得低沉下来。他告诉记者，这次人代会3月15日结束，柯岩17日就住院了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柯岩的身体一直不好，曾经因病切除了一个肾脏，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还有严重的糖尿病。这次她参加人代会前就有些不舒服，大会没参加，但许多小型座谈会、讨论会还是免不了，结果会后感冒，高烧到40℃。她去年也是这样，开完人代会回来就病了一场，腿疼得不得了。她现在也不再从事创作了，最重要的是保养身体。家里就一个钟点工干干杂事，老两口相濡以沫。
马烽：16岁曾参加抗日游击队。与西戎合写的长篇章回体小说《吕梁英雄传》写民兵的建立和发展。后致力于短篇小说写作，显露出深厚的农村生活根底，故事性强，幽默风趣。短篇代表作有《三年早知道》、《我的第一个上级》，被公认是以赵树理为首的“山药蛋派”的重要作家。曾任山西省文联主席、省作协主席等职。
马烽接电话时对着话筒呼哧呼哧直喘气。让记者很不忍心。他今年虚岁80了，患有肺气肿、哮喘病，还有高血压、心脏病，所以冬天基本上不敢出门，现在季节交替，他觉得更不好受，就盼望着夏天，感觉会好一些。他喜欢看报，但眼睛不好，常常只能看字体很大的标题。他“质问”记者，为什么不出版大号字体、完全是新闻的报纸，专供老年人阅读？这样肯定受欢迎。由于有报刊约稿，他偶尔也写一些回忆性的文章，今年《人民文学》第一期就有他的一篇。去年大众文艺出版社推出了《马烽文集》八卷本，其中包括电影文学剧本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》以及与孙谦合作的《新来的县委书记》，这就是有名的电影《泪痕》。
省政府按照级别，专门给他配了一辆小车，其实他平时不太参加社会活动，小车便只供看病买药用。中国作协原来在深圳有个“作家之家”，前些年他还常去那里疗养，现在“作家之家”没有了，他就在家呆着，也很心平气和。
魏巍：只读过免费的平民小学。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写报告文学，曾三次赴朝，写下了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、《年轻人，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》、《依依惜别的深情》等作品。写了20年的长篇小说《东方》获首届“茅盾文学奖”。
魏巍的身体已经很不好，脑子也是一时明白，一时糊涂的。前两年，他还偶尔被强行拖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，后来，自从一次搞签名售书，因为健康原因中途而废，结果读者纷纷退书之后，他再也不给任何人任何单位“捧场”了。他老伴说，这是没办法的事，岁月不饶人。其实魏巍是个很要强的人，以前曾有人说，报告文学介于文学和新闻之间，不是真正的文学，也不能真正表示文学才华，他很生气，就写了个长篇，还得了茅盾奖。但现在他老了，再要强的人也强不过天，而且他也把这些外界的评论看淡了，他常说的话是：“作品自有公论，我就等着盖棺论定吧。”
说到现在文坛中，数报告文学“卖文”最厉害，等而下之的干脆就拿了企业的钱给人家写肉麻的吹捧文章，魏巍很生气，认为这是对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的玷污。他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学形式，有生活基础，有生命力，但被人糟蹋了。他很怀念以前一些好的报告文学，如徐迟的《歌德巴赫猜想》等。
冯德英：代表作是“三花”（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山菊花》），话剧《女飞行员》等。
冯德英说话轻言细语，一点也不像当过青岛市政协副主席的人，其实他本质上是文人，不是“官”，他不喜欢参加社会活动，不喜欢应酬，尤其不在外面吃饭。
在记者采访的几位作家中，他是创作力保持最旺盛的人。这也难怪，他还“年轻”嘛。记者开玩笑说，他占了大便宜。因为文学史是以作品划分一代作家的，他因为创作起步早，比同一“代”作家年龄要小十来岁甚至一“辈”。刚刚65岁的他新作不断。他从80年代起开始写的长篇系列“大地与鲜花”（他介绍作品时把“鲜花”读成“宣娃”，记者听不懂，他着急得一个劲地解释说，“宣”就是那个“宣”，“娃”就是那个“娃”），已出版了《染血的土地》、《晴朗的天空》两部，后两部正在进行中，已经从解放前写到了“文革”。中篇系列“伪保长”也在创作中。另外，为了应付来自北京的源源不断的稿约，他也不时写点短篇和散文。
记者请他谈谈对时下某些作家急就、炒作的看法，他长长地叹息道：“也许——存在就是合理吧！现在是市场经济，宣传自己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总的来说，文学道路有各种选择，个人可以自由探索。有的人喜欢炒作，但也有人在严肃创作。至于我本人，还是更加关注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，而不是挣多少钱。我更多考虑的是作家的良心、对社会的影响，常常用鲁迅说的‘选材要严，开掘要深’来要求自己。”他有点无奈地叹息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定型了，没办法改变。”
周而复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四卷本《上海的早晨》、六卷本《长城万里图》和长篇叙事诗《伟人周恩来》等。
周而复很自信，他的名片上就印了书写体的“周而复”三个字和一个平时常常打不通的电话号码。他解释说，这是因为他没有“身份”了，既不是什么官员，又不愿自称“著名作家”，只好光署个名。记者问他有没有人拿了名片也不知道他是谁的，他犹豫片刻说：“大概有吧，但没人当面跟我说过。”身体很好，性格爽快，又住在北京，这些都使得各种社会活动的邀请不断。他只要可能，一般都有求必应，有时是自己好玩，有时是给朋友“面子”。他喜欢参加活动，虽然基本上不发言，但可以听听别人讨论谈论新闻焦点、社会热点，这样不致于因为年老与社会产生隔膜，他还不觉得自己是“老头子”，虽然他已经87岁了。
周而复擅长写长篇，但长篇创作是很伤人的，拖的时间也长，所以他现在不太写了。但社会关系一多，有时各种各样的门面文章也躲不过，他有兴致时就写几个字，权当练练笔，何况还有“润笔费”呢。
浩然：上过三年小学，让他成名也让他招非议的作品是《金光大道》和《艳阳天》。还有最近在《我的人生——浩然口述自传》里的“死不认罪”。 浩然的声音很温和，像最普通的好脾气大爷，但因为两次脑血栓后遗症，说话不够清楚。“口述自传”尚且困难，就更谈不上创作了。他慢条斯理地说，今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50周年，他3月23日就要去黄山参加它们的文代会。平时只要身体允许，他是很乐意参加一些会议的，因为可以借机见见老文友，大家都一天天老了，以后见面的机会是越来越少，每次想到这儿，恋旧的浩然就觉得特别难受。难怪他这么乐意去黄山，看看山水，也看看友人。 当记者问到他在文坛引起的争论时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淡淡地说：“都过去了。” 黎汝清：最著名的作品都是战争题材的，如《皖南事变》、《万山红遍》、《碧血黄沙》等。 从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离休的黎汝清，还像以前一样热爱军事，平时最喜欢看的电视除了中央一套的新闻，就是第七套节目军事频道。他现在身体也不太好，但依然关心国家大事，从美国总统竞选、和平号殒落到巴以谈判，都是他关心的话题。 黎汝清不是一个爱张扬的人，平时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，就在家看点书，养养身体。在可能的情况下，比如天气好，精神也好时，他常出门走走，稍做点运动。他的生活很有规律，心境也很好。记者坦言说，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和他的作品了，他笑着说，这是正常的，现在每年有那么多新作出版呢，他并不觉得自己会“名留青史”，也并不认为“名留青史”很重要，“最重要的是，活过一生，就无愧一生。”他最后淡淡地说。 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《尘埃落定》一鸣惊人，殊不知出版前也是命运多舛。该书责编脚印80年代初在《四川文学》当编辑时就与阿来认识。后来她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，接到阿来几经周折屡被拒绝的《尘埃落定》，当即拍板。她说，“新军突起”自然有他的道理，阿来过去的中短篇小说就非常棒，有些作品甚至超过《尘埃落定》。那时我就觉得，如果他写长篇，出名是迟早的事。《尘埃落定》首印5万册，3年来发行30多万册。光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了三个版本，包括百年百种优秀图书、探索者丛书、茅盾文学奖丛书。 有一次采访作家潘军，他很直率地表达自己对文学期刊的感激之情：“它们本身状况不是很乐观，但是没什么功利，一贯地支持文学作品，包括先锋派文学作品。” 不只是潘军，很多作家都是通过文学读物逐渐被读者认可的。韩愈说：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”对于最初默默无闻地在文坛上探索的作者来说，没有比遇见一个好编辑更幸运的了。这一次，我们就将镜头对准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，请他们谈一谈自己看好的文学新人，那些对我们来说有些陌生的名字，在他们道来却如数家珍，那种自豪的、欣赏的口气，无异于发现了潜力无穷的“千里马”。 1978年春天，肖复兴的处女作就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，如今他已是《人民文学》的副主编。谈起新作者，肖复兴深有感触：“以前的作者一批一批的特别多，像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，现在年轻的作者冒出来的似乎特别少。我们不应该忽视当代作品，写得好的，未必是有名的。很多作者默默无闻地坚守阵地，应该给予他们公正的看法，这样才能发现更好的作者和作品。有些时候传媒的功能取代了评论，更内省的、更边缘的作者反而受到冷淡。”肖复兴认为，单从去年的作品看，有两个作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。一个是江西的熊正良，他是个老作者，发表过《红土地》系列，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。他的中篇小说《谁在为我们祝福》，是去年最好的小说之一，叙事干净冷静，又牵动人心，非常文学化。最近他又写了一部《追上来了》。他的潜力在于有写作经验，有生活基础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积累，既关注眼下生活，又从文学的角度审视生活。另一个是白连春，他是农民，原来写过诗，发表过《身体里的感觉》、《拯救父亲》。他的小说反映了当下的生活，同时也是从文学最基本的母体出发，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放在动荡的社会，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 肖复兴还说，另外河北的何玉茹、李浩，北京的星竹，山东胜利油田的工人作家周绍义，诗人盛兴、余怒也值得媒体和评论关注。现在的情况是谁走红关注谁，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只要我们认真地坐下来，人心是秤，人眼是尺，好作品最终是经得起考验的。 在中国期刊杂志中，少有像《中国作家》这么看重报告文学的。几年前《中国作家》就把有分量的报告文学和中长篇小说定为“两翼”。副主编杨志广说，他们也关注年轻人的作品，比如北京的丁天，石家庄的刘燕燕，张家口的海莲，济南大学的陆也，还发表过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朱滢莹的中篇，去年7月在“爱情专号”上推出过网络文学作者韩江的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。这些人现代青年味道十足，价值标准和40岁以上的人观念不同，他们用作品阐释自己的观念。还有一些40岁左右甚至更年轻一些的作者，他们的文学倾向、审美观念还比较传统。比如河南的邵丽之所以被瞩目，是因为她成批地写官太太的小说，题材新颖。还有河南的李洱、陕西的高建群、武汉的胡发云，势头也很好。河北沽源县作者胡学文，宁夏作协的副主席石舒清，还有原来在东北、现在在《西藏文学》的朱瑞，他们没有现代作家的浮躁，热爱并了解自己的土地，把作品和当地特点结合得很好，固守着一些东西。像朱瑞，很多拉萨的作家都往内地跑，他恰恰跑到拉萨，坚守、追求内心想保持的东西，他的中短篇都是写西藏题材，写藏文化和内地文化的冲突，全身心反映西藏文化。 真正的好作品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沉淀。80年代以后，经常在《收获》上“谋面”的王朔、苏童、余华、莫言，现在已成为实力派作家。进入新世纪，创作变得多元，还将有什么作者会脱颖而出呢？《收获》副主编陈永新说，上海有个女作家须兰，在圈子里被称为“鬼才”，她的创作题材丰富，包括仿言情、仿武侠、侦探小说等，各种题材都写得像那么回事。河南有个李洱，一直保持清醒理智的创作。处女作《导师之死》就是在《收获》上发的。他写知识分子的悲剧，写得幽默诙谐，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，把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生活状态揭示得非常真实，也有非常深入的思考。这种作家身上的潜质在国内作家中不多见。而且他的写作路子比较正，如果他写出非常好的作品，大家也不会奇怪。上海张生的短篇《衬衫的故事》发在《收获》上，是去年整个圈子津津乐道的事情。他的作品不多，但每一篇出来都有一定的分量。他们的文学准备非常充分，他们写出好作品是可以期待的。陈永新说，作者中有两种动向值得注意，一种是准备充分，有天赋，对文学思考比较成熟，体现了对传统文学的继承；还有另外一些作家，他们的生活经历很丰富，像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，宁肯的《蒙面之城》，这样的一批作家，他们对当代中国生活了解非常深入，作品带给我们比较强的时代感。今年《收获》第4期即将推出青年作者的专号，陈永新认为，由《收获》做这样一件事，很值得。 《小说选刊》副主编傅活说，近几年中短篇小说比前几年创作高峰期少一些。中青年作家分两拨，一拨是前几年获奖比较多、已经有一些名气的；一拨是发展势头比较突出的。 按阅读的感觉，入选率较高、读者反映比较好的作品，同时也是这几年比较被看好的作家大致有这些：徐小斌、徐坤、毕飞宇、王跃文、孙惠芬、鬼子、东西等。 作为群体比较活跃的作家，有西部地区的红柯、石舒清、陈继明、漠月，这些作家是近年在西北地区创作势头比较好的；北京的有陆涛、星竹、王芫、程青，武汉也有一些。部队作家衣向东、石钟山、裘山山、温亚军的创作势头比较好。 这些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比较关注现实生活、社会问题，心理描写比较真实细腻，在人物的刻画上注重内心世界的挖掘，按他们各自的生活经验在题材上选择不同。比如衣向东在武警部队，比较擅长写基层普通战士的生活和真实的思想感情，作品中有巧妙的结构、动人的场景，给人比较大的震撼力。毕飞宇这几年在青年作者里路子走得比较正，程青写有关知识分子的经历比较多。还有几个印象比较深的，像王方晨、刘燕燕、阿宁、夏商、戴来，他们在创作上有一股清新的感觉，有新的开拓，但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。 《小说月报》1980年创刊，发行量达32万册。很多作品正是由于在这里被连续选载才拥有更为广泛的读者，对于进一步提高作者知名度有很大的帮助。很多影视剧也是从《小说月报》选中文章改编而成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曾就此发表了一篇文章“影视导演钟情《小说月报》”。这份杂志的执行主编马津海说，《小说月报》常选的还是实力派作家的作品。最近选了“冯牧文学奖”获得者刘亮程的几篇文章，还有潇潇的《高四学生》以及金仁顺的文章。 作家出版社自80年代后半期推出“文学新星丛书”，一直出到90年代初，主要出版作家的第一本书。从某个角度讲，作家出版社是一个推文学新人的代表。曾责编过《长恨歌》的编辑杨葵认为，文学专业出版社总要把文学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。“以前作者对写作诚惶诚恐，有探索性，有文艺气，看得让人很舒服。到了后来，变得作者自己特别居高临下，像猫玩耗子，作者是猫，作品是耗子，耍来耍去。真正的好作品，作者和作品应该是平等的。《没有河没有岸》就有这种潜质。”杨葵有个小目标，就是每两年推一个作者。1996年推出李大卫的《集梦爱好者》，这本书市场销量一般，但在文学界很有影响，成为后现代的标杆。到1998年，推出石康的《晃晃悠悠》，首印不久就再版了；去年年底、今年年初又推出田熹的《没有河没有岸》。杨葵说，推出新人有个规律，就是让市场先自动地“闷”一会儿，三四个月后再宣传。从纯文学的角度，评论界对《没有河没有岸》评价很好。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介绍，与前几年的作家相比，现在的一批作家生活积累比较深厚，创作起点更高，相对来说实力更雄厚，前途无量。比如1995年出版过《曾在天涯》的作者阎真，出版过《暂时之痛》的魏高翔，都是大学教授，既有理论水平，又有生活和思考。阎真能把人物的心理写得非常透彻，道理也讲得非常透彻，正好是写出“人人心中所有，他人笔下所无”。今年人文社准备推出他的另一部长篇，写的是改革开放以后，在市场经济里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迷失。魏高翔比较年轻，叙述、人物描写给人非常纯净的感觉，有哲学的意味，现在正准备出版《垂直的舞蹈》。《大明宫词》的编剧郑重、王要，是两位年轻而有灵气的作者，非常注重艺术性，在戏剧的形式上很有创新。最近他们又推出《桔子红了》，是描写大家族关系的作品，也比较让人看好。浙江的艾伟曾发表过《到处都是我们的人》，最近刚推出一个长篇《越野赛跑》，手法很新，带有象征意义，也是既好读又有意思的作品。 《当代》自建刊起历来有一条“规矩”，就是每期必发新人新作。《当代》杂志常务副主编常振家说，只要发现新人，就倾注全力。比如古华的《芙蓉镇》、张炜的《秋天的愤怒》、《古船》等，都是《当代》发表以后影响逐渐扩大了。在作品同等水平的情况下，《当代》更侧重新人，因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要靠新人。文学新人很少有旧的传统的负担，包括精神的、历史的、社会的，他们是刚出土的幼苗，充满活力，朝气蓬勃。好多作家最好的作品往往是处女作，比如巴金最好的作品依然是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。要想抓文学的势头，使刊物有生气，必须抓新作者。宁肯的《蒙面之城》是一部30万字的作品，作者基础相当好，虽然没有出名，一看就是出手不凡，敢于大开大合，整个作品写人的精神、人的追求，且深入到一定的层面，艺术品位高，一看就是对人生、对艺术都有感悟的新作者。当时我们在搞拉力赛，第一分战已经反馈回来，宁肯得了第一。 推出新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常振家说，我对宁肯提起张炜，张炜曾说过一年就写10万字，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任。宁肯说：“我也是这样。不写滥，写一部是一部。”文坛作家很多，真正认真、真正下苦功的，可能不是太多了。这样的作家应该爱护他，给他提供条件，使他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 评论家孟繁华说：“谈论作家的潜力或未来的作为，有点儿‘算命先生’的味道。而阅读的有限性可能常常使我们陷于一说就错的尴尬境地。我只能说对几个稍熟悉的青年作家的创作怀有期待，或希望他们能写出更好的作品。石舒清是我看好的作家。我集中读过他几篇短篇小说，像《选举》、《娘家》、《恩典》等小说，似乎都在揭示生活中的悖论。小说写得结实，虽然不花哨不新潮，但能感觉到他的小说功力，能感觉到他对当下中国边缘生活的另外一种理解。悖论就是矛盾，特别是人的内心的矛盾，往往被石舒清揭示得进退维谷。他会写出更有趣的小说。丁天是个很注意小说形式感的作家。他的中、短篇写得好。丁天有想象力，除了《幼儿园》、《饲养在城市中的我们》、《你想穿红马甲吗？》等小说之外，他还可以写像《剑若秋莲》这样的小说。而后者是需要智慧和想象力的。小说‘凭空捏造’的能力就是想象力。孟晖的小说不算多，但真正显示她作为小说家功力的，是她小说之外的功夫。一部《盂兰变》，写尽了唐代贵族生活的精细，那里既有大唐气象也有属于大唐的奢靡。孟晖的小说得力于她的学养和趣味。她对服饰的了解，让人想到张爱玲对服饰的熟悉。赵凝是有潜力的作家。她的《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》、《迷狂季节》以及尚未出版的《乱了》都写得相当复杂，从中可以看出她对长篇小说结构驾驭的能力。而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她可以连续写出几个有水准的长篇，可以想见她有艺术准备。马枋也会是一个有作为的小说家。我读过她的几个短篇，最近也读过她的长篇《生为女人》。在这个纷杂转变的时代，世道人心的变化被她描摹得令人惊心动魄。她会讲故事，也会写人物。所以她还会写出好小说。” 文学新人的崛起与低龄写作的活跃，使得一些文学刊物和出版社对年轻一代作者前所未有地关注。然而，谁也无法预测未来。谁会执着地在文坛这方精神家园里执着地耕耘，或者谁将昙花一现都不可知。毕竟，现在的文学界受到各种干扰太多了，比如前几年的文人下海，几年后又有些“浮”起来了，但是也有些“沉”下去。谁能在诱惑和干扰中坚守阵地，谁将会夺取最后的辉煌。所谓天道酬勤，是“千里马”，还需要持久的毅力和定力。
